这两天，山东聊城发生的“辱母杀人案”经《南方周末》报道深度后，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和讨论。 我们想起了2015年6月，浙江温州媒体的一篇报道《丈夫目睹妻子被强暴，砍死嫌犯被判无期》也报道了类似的一个案件，引发了民众的热议。2006年2月，被告人田某从外面回到宿舍，发现张某对田某妻子罗某进行性侵犯，遂与其发生扭打，后持菜刀砍击张某致其当场死亡。当地法院认为田某不构成正当防卫，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因田某于2014年自动投案自首，遂判处无期徒刑。 这两个案件，民众质疑的焦点主要在于，当地法院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量刑时，没有设身处地、换位思考，忽视了人性和人伦。想到人性与人伦，我们不禁好奇，海峡对面的台湾地区，与我们一脉相承中华文明，如果发生同样的“辱母杀人案”，会怎样判决呢？ 我们知道，法律条文，一字之差，相距甚远，对社会的影响和导向也是差别很大。在查看台湾法律之前，我们翻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认真查看关于故意伤害罪的刑法条文，发现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：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犯前款罪，致人重伤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” 虽然我们常说法律是在冰冷的条文下，藏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，但是这些条文不觉得太冰冷了吗？一种伤害结果对应一种刑期，一一对应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现实中，引发伤害事件的原因多种多样，那么，不同的事由引发的伤害会不会判不同的刑期呢？条文里没有表述。 简单的规定，对于适用法律的司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一旦遇到机械适用法律的法官，根据伤害结果“对号入座”来决定刑期，忽视引起伤害行为的原因等其他因素，那极可能就会出现上述两个案件中，法律适用与人性、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情况。 我们带着好奇的心翻开了台湾地区的《刑法典》，先留意到故意杀人行为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只有一条规定，故意杀人罪。而在台湾地区的《刑法典》里竟然一共规定了五条相关罪名，分别是：普通杀人罪、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、义愤杀人罪、母杀婴儿罪、加工自杀罪。 根据这五条刑法规定，同样是杀人行为，不同原由引发的、双方尊亲关系不同，都会构成不同的犯罪，量刑当然也是差别很大，最低可判六个月，最重可判死刑。 根据“辱母杀人案”的案件情况，我们在台湾地区的《刑法典》中找到了一个罪名，觉得与之相符合，即第279条的义愤伤害罪。 义愤伤害，系指被害人之行为违反正义，在客观上足以激起一般人无可容忍之愤怒，而当场实施伤害者而言（参照台湾法院判决二十四年上字第二二四六号判例）。“辱母杀人案”中已被证实的非法拘禁、殴打、当着当事人的面脱裤子羞辱其母亲……这些丑恶行径，闻者无不义愤填膺，此种情境下，叫当事人如何忍受？小伙子遂持刀反抗，刺死刺伤施暴者。这种行为，相信在台湾地区定会认定为义愤伤害行为。 看一下结论吧：台湾刑法典规定，义愤伤害致人死亡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所以，如果“辱母杀人案”发生在台湾地区，于欢最重只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请注意，这是在没有考虑正当防卫因素下所能作出的最高量刑。台湾地区《刑法典》第23条也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情形：“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，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，不罚。” 对比之下，我们看到，台湾地区在制定刑法时，把定罪量刑所要考虑的人性情感、伦理人情都尽可能地形成条文了。“法律不外乎人情”，这句话在立法时就已经充分得到了体现。在这种法律条文下，即使遇到不懂情理，不谙世事的法官，也难以作出民众无法接受的判决结果。
台湾地区现行的《刑法典》是1935年颁布施行的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直接渊源是清政府 1 91 0年颁布的《大清新刑律》、北洋政府于 1 91 2年颁布的《暂行新刑律》以及1 92 8年“中华民国”国民政府制定颁布的《中华民国刑法》，遗憾的是这部刑法典在1949年以后随着六法全书而在大陆地区废除。 20世纪50年代，苏联刑法学理论开始进入我国，在1979年制定了第一部《刑法》。虽然在八十年代以后，德日以及欧美的刑法知识逐步引进国内，但至今无法摆脱苏俄刑法的影响。 伦理人情的历史传承，阶级统治工具的定位，相比之下，值得我们深刻反思。 有一句古老的法谚：“法乃良善公允之术。”法治乃良法之治，制定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。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是否应该从制定良法这个大前提开始呢？ |
